飞虎队援助中国抗战,史迪威为何横加阻挠?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随后,日本自“满洲”调出6个师团至关内及东南亚。

在中国战场,4月16日,日军两个师团以上兵力在浙闽沿海登陆,接连攻陷绍兴、宁波、福州;4月下旬,日军又调集10余万兵力,分六路围攻国军中条山根据地;同期,日军还集结10余万人围攻豫南、鄂北的中国守军阵地;其它地区,日军也是动作频频。①

除了刺激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出击,《苏日中立条约》还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造成了严重打击。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无奈感慨:

“(《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

此番变故早有迹象——1940年下半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在华军事行动已经锐减。国民政府也早有预判——1940年10月23日,中宣部部长王世杰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转达蒋介石之意,希望宋能够向美国争取,洽购500架飞机。电报称:

“目前国内有三大难题:一,空军已无战斗力,近三月来,英美苏均无此项供给。二,法币在国内价格猛跌。三,……。介公盼子文兄能于二三月内由美购进飞机五百架,并即成立巨额借款。”②

大约同期,10月18日,蒋介石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希望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空中援助。

经宋子文、陈纳德等人在美国朝野努力游说,《苏日中立条约》缔结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不对外公布的特别命令,允许预备役军官及陆、海军退役人员参加援华志愿航空队,并同意中国购买原定援助英国的100架P-40B型战斗机(装运时1架掉入海中,剩99架)。

同年6月,约10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以及一批后勤人员,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一年的雇佣合同。

根据合同,中国政府提供的待遇是:飞行员月薪60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人员不低于25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津贴、差旅费,以及每年30天带薪休假与免费住宿。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同时还为每一位志愿人员购买了1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伤残或死亡者,本人或其亲属可得到6个月的薪水,并由中国政府支付死者的医疗费和丧葬费。③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05897号训令,“中国空军志愿大队”(又称“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上校衔指挥官。

因志愿队P-40B型战斗机的机头上绘有露出两排利齿的凶猛虎鲨,这支部队又有着“飞虎队”的别称。

图:绘有凶猛虎鲨利齿的飞虎队战斗机

1942年7月4日,美国政府下令解散“美国志愿航空队”,将其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飞虎队的“半雇佣军”性质消失,转而成为美国现役正规空军部队,陈纳德也晋升为准将指挥官。

有统计数据认为,此前的11个月里,“美国志愿航空队”作战50余次,击落敌机299架(此外还有“可能击落”的敌机153架),消灭了日军大量坦克、车辆、舰船和地面部队;在空战中,损失了12架战斗机,因空袭等原因,在地面上损失了61架战斗机。包括建队时的三名中队长在内,牺牲了20多名志愿队员。④

1943年3月,陈纳德晋升为美国陆军少将,“驻华空军特遣队”被扩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仍以陈纳德为指挥官。

有数据认为,自“志愿航空队”至“第14航空队”,“飞虎队”在华抗战期间,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敌商船223万吨、军舰44艘、100吨以下内河船只13000艘,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⑤(值得注意的是,“飞虎队”与日军均声称己方在战斗中以小代价重创了对方,学术界对上述统计数据也并非没有异议。)

可以说,“飞虎队”的到来,不但在战场上助力中国军队阻遏日军发起的全面攻势,还在精神层面极大抵消了《苏日中立条约》带来的负面效应,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然,中国民众也为此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陈纳德曾感慨写道:

“为美国人提供膳食,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平均来说,中国的南方人多食米,北方人多食面。通常食用这些主食配一点蔬菜,只在节日才有少量的肉吃。美国人一餐所吃的肉即比多数中国家庭一年所吃的还多。因此不久,第十四航空队的肉类供应,便成为严重问题。鸡蛋是主要的食品,但中国的鸡却供给不上每天早晨要吃两、三个鸡蛋的美国人。”⑥

“飞虎队”的在华食宿,由特别成立的“战地服务团”负责。伙食方面的供给,完全依照美国军医署提供的标准。每人每日需要:

肉类(牛、猪、鸡)18英两(约0.56千克)、鸡蛋4个、蔬菜20英两、洋芋10英两、干菜2英两、面粉12英两、猪油2英两、糖6英两、盐0.5英两、水果11英两、花生1英两、茶叶0.4英两,以及其他香料。

按该标准,驻昆明两万美军,每天需鸡蛋8万个,黄牛100头。黄牛被吃光后,战地服务团不得不改用水牛代替,水牛吃光后,美军只好另吃牦牛肉。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为此焦头烂额,让他感到侥幸的是,经过适当饲养,牦牛肉的味道还可以,美国人不太容易分辨牦牛肉与普通牛肉的区别。⑦

图:黄仁霖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保证飞虎队饮食供给,内有需每日宰杀三十头牛之语

功勋之外,飞虎队在华助力抗战,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最大的遗憾来自史迪威。

1942年,史迪威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因为如下原因——(1)对中国政局缺乏透彻了解;(2)过于重视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3)无视中国本土战场的实际需要;(4)在与蒋介石的交往沟通中缺乏必要的尊重(如陈纳德晚年所言,“(我)坚决相信史迪威是一个优秀的战地司令,……(但也)确信他和中国领袖相处的态度和方法,乃是他的失败……的主要因素”。)——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冲突不断,无法合作。

受到蒋介石夫妇信任的陈纳德也受到波及,被卷入了史迪威的政治阴谋之中。⑧

“飞虎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后,隶属于史迪威麾下。这种安排让陈纳德痛苦万分:

“虽然我是他的高级空军军官和蒋委员长的空军参谋长,却从没有被召到战区司令部去就我们的空中局势陈述意见,直至1944年间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之后。”

除此之外,史迪威还长期禁止陈纳德举行记者招待会,甚至不顾陈纳德的中国空军参谋长的身份,禁止其与蒋介石直接来往。

如此种种,陈纳德的理解是:

“我知道史迪威将军在他属员的通知之下,以为是我使中国人反对他。”

图:陈纳德与他的中国妻子陈香梅

陈纳德的揣测并非捕风捉影。史迪威确实认定了陈纳德是一个“恶毒”之人,且在日记中用“响尾蛇”来形容他。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史迪威来华之前,陈纳德与飞虎队已经成为美国媒体争相报道的传奇英雄;而史迪威也同样热切希望在缅甸建立自己的传奇功业。他们二人构成了奇怪的“竞争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了非常直接的伤害。1943年5月,陈纳德返回美国,希望说服政府支持他的扩充计划,将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增加到235架,并提供足够的零件和油料(这些物资控制在史迪威手中)。陈纳德保证,他可以凭借这些资源做到:

(1)干扰和打击50万吨的日本航运。

(2)向中国境内及香港、中南半岛、缅甸和中国南海地区的日军不断发起攻击,强迫日军陷于中国战场,无法拔足。

陈纳德返美,引起了史迪威的警觉。史紧跟其后也返回美国,利用自己与马歇尔的关系——马歇尔与史迪威存有私交(当然他并不知道史迪威也在日记中痛骂他),且史迪威前往中国也是马歇尔所推荐——挫败了陈纳德的诉求。马歇尔未曾聆听陈纳德的报告,直接通知陈纳德:他支持史迪威,不同意向第十四航空队调拨更多的飞机和物资。⑨

1944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再度激化,第十四航空队再度成为史迪威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该年4月中旬,陈纳德不断请求史迪威批准使用库存油料,以增加飞机的升空作战时间,来协助中国陆军抵抗日军“一号作战”中的机械化部队,但史迪威始终无动于衷。蒋介石亲自出面急召史迪威返渝协商,史也同样不予理睬。

该年7月,因史迪威无法在东南亚战区立足,马歇尔在未曾与中方有过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擅作主张将其“空降”至中国战区,欲攘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尽管在事实上,蒋介石从来未曾拥有过史迪威所幻想的那种权力)。同月14日,因史迪威拒绝提供油料给第十四航空队去援助衡阳的中国守军,陈纳德无奈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

“日本人在衡阳丧失了锐气,总司令(蒋介石)业已下令反攻。然而,就在我们对中国人的空中支援应该加强之时,我们自己的东方供应线却崩溃了。”

所谓“我们自己的东方供应线却崩溃了”,即是隐指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拒不发放。⑩

图:史迪威

与妨碍第十四航空队升空作战同期,史迪威还介入到了一桩推翻重庆国民政府、另造新政权的密谋,史称“华南分离运动”(宋庆龄语)。

据美国驻桂林领事馆领事Ringwalt(林沃德)的报告,此事的牵头者是李济深。他曾于1944年8月9日,也就是衡阳陷落的次日,前往美国驻桂林领事馆,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支持他的计划。Ringwalt在报告中写道:

“为应对中国的严峻局势,一个名叫‘西南联防政府’的新政权,将在不久后成立。该政权的参与和支持者,包括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和西康等省的诸多军、政要人。该政权之目的如下:1、取代目前重庆的一党一人独裁政府;2、实现国家统一,全民动员击败日本;3、与盟国更紧密的合作。各军政要人会以公开发出联名电报的方式,要求蒋介石辞职,预期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临时政府将由李济深领导。李是重庆军事参议院院长,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中,担任过总参谋长。”

要推翻重庆国民政府,既要争取地方实力派,也须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具体而言就是得到史迪威的援助。李济深也确实找过史迪威,他晚年的回忆并不讳言此事:

“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要史迪威给予装备,史迪威答应可以。……同一时期,我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

事实上,至晚在1944年7月,史迪威已经知晓了李济深等人的密谋,他的下属军官Lindsey曾向他报告:

“据可靠消息来源,一个由李济深元帅(Marshal Li Chi-sheng)、张发奎将军、余汉谋将军、薛岳将军、龙云省长(云南),以及一群四川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政治集团,一直在密谈脱离重庆,于中国东南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我认为目前装备分配问题的困难(笔者注:指重庆方面要求美援装备须由军委会统一分配,薛岳等地方势力则要求美方越过重庆直接援助他们),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担忧这个集团。”

对于李济深等人的密谋,史迪威的态度非常微妙。他曾致电马歇尔,反对由李济深来取代“大元帅”(指蒋介石),他建议美国密切关注白崇禧,理由是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白可以解决乱局,并与美国合作。他还对马歇尔声称,蒋介石如果知悉李济深的密谋,为了自我拯救,很可能会同意交出全部中国军队的统帅权(意即交给史迪威)。⑪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44年中国抗战局势面临最大危机之刻(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史迪威选择了限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升空作战。中国的抗战局势越是危如累卵,推翻重庆国民政府的密谋就会越活跃;密谋越活跃,蒋介石的压力也就越大,史迪威从蒋手中攘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胜算也就越大——1944年9月17日,史迪威得到消息称日军已自龙陵撤兵,曾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如果日本人真的撤退了的话,花生米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了。”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确曾如史迪威所料,一度“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要求”(蒋日记1944年8月26日)、“只有忍耐接受”(蒋日记1944年8月31日),欲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但在就权力交接问题进行细节磋商时,美国陆军部拒绝仿照欧洲战场惯例,就此事与中方签署任何具体的关于权力和义务的协定。此举彻底激怒了蒋介石。9月24日,经过在黄山官邸的多日闭门静思,蒋介石告诉宋子文,他已做出最终决定,那就是必须彻底赶走史迪威,哪怕因此与美国断交也在所不惜。同日,蒋召见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要他向罗斯福转达:美国必须召回史迪威,可另派其他军官来华代替其职务。

10月5日,罗斯福做出让步,来电建议调史迪威担任中国云南、缅甸军队的指挥官,被蒋拒绝。10月9日,走投无路的史迪威,下令第十四航空队将其战斗人员的工作量削减50%,希望用中国战场的溃败,来换取自己在华政斗的最后一搏。10月15日,罗斯福签发命令,将史迪威从中国战场召回。

史迪威离开中国后,“华南分离运动”被釜底抽薪,遂渐渐归于沉寂;第十四航空队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渐渐回归正轨。

(完)

①中央日报社论,《日寇最近军事动向》,1941年5月17日。

②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重庆王部长雪艇来电》,1940。转引自:(日)伊原泽周,《由宋子文档案重新了解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③徐康明,《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④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学林出版社,1988,P115。

⑤陶文钊/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P184。

⑥⑦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镖?——飞虎队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8。

⑧(美)陈纳德,《论美国对华政策》,申报馆,1948,P11-14。

⑨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P342-349。

⑩同上,P634。

⑪谌旭彬,《1944年“薛岳等于叛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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